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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锡诚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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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比较中再现历史  

2013-02-09 07:54:57|  分类: 民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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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比较中再现历史

——读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

 

刘锡诚

 

在岁时节日民俗研究领域里,青年学者张勃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颇引起了学界瞩目。继《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第一作者)和《清明》(三联书店,2009)两部专著之后,她又于2011年12月推出了《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这部新作是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民俗学建构中收获的一部值得重视的断代文献史研究著作。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我国人文学术领域,现正在经历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二次西学东渐的浪潮。同时,为了应对正在遭遇的西方现代文化的入侵、外来“文化物种”对中国本土文化的侵害,“新国学”也在“与西方文化对抗”并“在对抗中自我维护”中日益显示出了强健的势头。传统文化的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人类学、民俗学“热”的出现,建设中国式的文化学、民俗学意识的增长,“历史民俗学”的提出和建构,无疑都是这种“在对抗中自我维护”的文化思潮的表现。不管作者下笔写作的当初是怎么想的,不管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开题时参与评审的专家们是怎么想的,笔者读了这本著作之后,愿意把它纳入前述“新国学”的文化思潮之中。或者说,它的意义和影响,在于客观上起着“在对抗中自我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 

在我国,“历史民俗学”的传统,其实是很悠久的,不过,长时期以来,由于主导文化观念走过的弯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民俗的理念、论说、文献、记述等,采取了视而不见、忽略不计、甚或排斥否定的态度。“历史民俗学”作为“学”被提出来,始于1995年5月中国旅游文化学会民俗旅游专业委员会与门头沟区妙峰山乡召开的“首届中国民俗论坛”学术会议上钟敬文先生的一个报告。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程蔷先生成功申请了一个关于唐代民俗文化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会上向钟敬文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民俗学”是否成立?钟敬文在会上所做的《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第三个问题就是回答程蔷所提的问题,小标题就是“‘历史民俗学’的成立”[1],他肯定并论述了历史民俗学在民俗学中的支学地位。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思想解放和学术环境的改善,一方面历史民俗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权威专家的肯定,一批大致属于历史民俗学领域的研究著作应运而生,如: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萧放《〈荆楚岁时记〉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1卷,2001年)、齐涛主编《中国民俗通志》(22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全6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张勃的《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的出版,无疑为尚处在初建时期、学术水平还有待提升的我国“历史民俗学”增添了一块厚实的砖瓦,甚至可以说走出了一条新路。

这本书不是历史民俗学的通论,而是断代研究;不是民俗志记述,而是文献研究,是明代的岁时民俗文献的专题研究。作者对“文献”内涵的梳理和辩证,体现了作者关于历史民俗学和民俗文化学的见解。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明代民俗文献的立论分析评价,紧紧抓住了明代的社会变化和文化思潮的流向,把明代民俗文献的撰著,看做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将其置于一定的时代思潮背景下加以论列,避免了见木不见林就事论事的弊端。如果这种治学的方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力图在历史比较中再现历史。就学术环境而论,明代是一个与前朝,如魏晋唐宋元都大不一样的时代,商业的发达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巨变,市民阶层成分的扩大,私家编撰者的增多,实学思潮的兴起,日用类书的大量增多,等等,导致了包括民俗文献在内的各类文籍撰述在内容、文体等方面的变化。作者认为,明代岁时民俗文献,除了大量散见于史书、政书、笔记、散文、诗词歌赋以外,主要集中在下列四种著述或辑录上:(1)岁时记;(2)时令类著述(如李泰的《四时气候解》四卷等);(3)地方志中的岁时民俗记述;(4)类书中的岁时民俗记述。作者依其对“文献”定义的梳理与辩证而认定的这四种著述或辑录,显然大大超出了传统的“学士名流议论”的“书本记载”的文献范畴,其视野从精英与经典扩展到了下层民众的非正统知识。大量日用类书的出现是明代、特别是晚明著述界的一个新趋势,客观上说明了,经世致用的理念被更多的士人阶层所接受,眼睛向下、通俗写作、知识传播成了一时之尚。在明代岁时民俗历史文献的研究中,捕捉到这一文化发展倾向和时代思潮,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民俗文献的总体判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作者在对七种岁时记,如《宛署杂记》(沈榜)、《帝京景物略》(刘侗等)、《武陵竞渡略》(杨嗣昌)在比较中一一加以论述,对多年来被某些学者人为已经失传了的《北京岁华记》(陆启浤)的论述。为此,作者亲到上海图书馆找到并查阅了这部书的手抄本,对这部中国书籍史上首部以“岁华记”名之的著作的内容、特点以及作者的身份,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在北京历史民俗学、当然也是中国历史民俗学文献学的发掘和研究上,具有首次发现之功。

我国是一个农业古国,自古以来有着悠久的岁时民俗记述传统。在《夏小正》、《尚书·尧典》、《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无数典籍中,记述了大量岁时民俗资料,把天时、物候、人事,把有关天、地、人三界的知识,统统归纳到一个井然有序的时间序列之中。对明代岁时民俗文献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将有助于对有关的每一种民俗事象的存在状态、历史变迁、发生发展脉络、地域特色等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研究我国数千年以来形成的岁时民俗学术传统,建立中国的理论民俗学、历史民俗学也是不可缺少的。

作者对明代岁时文献的历史性与文化特征的综合整体把握,也是值得一提的。作者指出:“现代民俗学对岁时节日的研究,关注岁时节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史,关注具体岁时节日,如元正、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等的发生发展演变史,关注起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岁时节日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意义、功能、命运与前途,关注社会不同层面行动者的选择对于岁时节日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关注岁时节日习俗反映的社会思想观念”(第13页),作者如此反复强调的历史性与文化特征的有机结合,正是她写这本著作的宗旨。

起源于、繁荣于漫长的传统耕稼社会的岁时民俗,在其后的商业化、乃至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急剧的变化。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正处于突破、转折的前夜,是一个思想变革的时代,西方科技的传入,改变了知识阶层的世界观、价值观与知识结构。中国人开始走出“中华即天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藩篱,从多面镜子来重新认识自己。在士人阶层中,也有些人开始把关注的领域,从精英与经典转向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更有些人,跳出了士大夫的固习,眼睛开始向下,记述下层老百姓的通俗文化著述多起来,民俗志或随笔中的民俗文献极其丰富,日用类书的大量涌现成为时代标志,而这些文献给我们研究那个时代下层百姓的文化提供了可贵的根据。

2013年元月2日

发表于《中国文化报》2013年2月8日,编者有删改





[1] 钟敬文《谈谈民俗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杨利慧记录整理,见刘锡诚主编《妙峰山·世纪之交的中国民俗流变》,中国城市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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